俄罗斯与伊朗两国外长通电话 强调加沙地带应立即实现停火

监察官凭借他的不特定的和道德性的权力，对家父权的实施予以干涉。

法律正是在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和重整过程中逐步地向前发展的。所谓革命、改革、改良，实质上都是对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或再分配。

以十字路口的车辆通行规则为例，绿灯亮时，可以行驶车辆。利益虽然独立于法的创制和实施过程而存在，但它也同时决定于社会的各种规律对主体的作用及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利益也随之变动不居。(3)主体和客体的划分是不确定的，交往双方互为主体，形成彼此之间双向的交流过程不仅如此，权利与权利之间往往还存在着很大一块弹性空间和灰色区域。新的时代条件下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和不断升高的社会成本则更加凸显了法律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和相对性，传统法学所认可的权利义务之客观性与确定性很难周延，对此借助于对法律权利解释的主体间性视角和作为认识工具的相互性思维进行理解，可以得出新颖而深刻的结论来。

彼此行为机会成本的高低决定着达成权利交易的难易程度。它表征社会个体和群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社会之间相互交换其活动、产品和交流传递其观念、情感和意志等以达到理解、协调、合作、一致的相互作用。没能大公无私的官员和未必顺从民意的学者，总是会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甚至法律惩罚。

因此，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时，就不应当仅仅因为可能增加交易成本而宽宥缔约的事故。韦伯条件之于科斯定理的意义，就如同创世纪之于基督教，自然状态之于启蒙哲学和初始位置之于当代政治理论的意义一样。[4]Ronald Coase， 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p.158. [5]See，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MethuenCo. Ltd， 1776，p.66. [6]Id.，p. 15. [7]See，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4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7（1959）。[43] 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原则的欠缺，而是显示了原则本身的局限。

他认为对于配置效率而言，庇古倡导的比较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毫不相干，并且一再要求人们改变进路:在设计和比较社会制度时考虑总体[社会]效果，比较不同安排产生的总体社会产品。[41]界权成本明显高于交易成本，描述的正是所谓无需法律的秩序中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

[28]霍布斯本人构建了这一初始位置，参见Hobbes， Leviathan， supra note[8]，Chap.1-12. [29]关于礼治，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礼治秩序一节。[21]为了区别于仅仅是转移资源和重组权利的资源配置（ allocation）机制，特别是将法律这一资源创制机制包含进来，本文将有关权利或资源创制和配置的经济途径，统称为资源处置[[22 title='回到本文注源' name='marrangement）机制。借助下列函数，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交易成本、界权成本分别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效率关系。就法律与市场并存的科斯世界而言，交易成本是否过高，只能是在相对界权成本而言时才有意义。

相反，贯穿本文始终的核心思想，正是源自于科斯在批评庇古主义时提出的关于进路转变的真知灼见：当经济学家比较那些替代性社会安排时，适当的程序是去比较不同安排产生的总体社会产品。而且，由此导致的往往是并不可欲的实践结果。See，Robert Cooter and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Pear-son Addison Wesley，2004，p.99. [20]Hobbes， Leviathan， supra note [8] ， Chap. 13 15.国家权威的经济学意义，另参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不同概念指涉的是同一个问题。

同时，由于同样大小的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可能对总社会成本产生不同影响，即存在不同权重，所以是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加权之和决定资源处置的最优位置。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再具有面对二维世界时一览无余的全息图景，不再能够得到研究对象的相同图像，而是只能观察到基于特定视角的特定景象。

人们往往将之归结为社会发展导致了制度滞后，但却很少真正考察，究竟这一次的制度改革在总体上是否是在增进社会福利。秋菊的困惑便是典型：如果没有法律的介入，秋菊和村长之间的矛盾本来已经化解。

只有将法律作为一种不同于市场体制的权利界定机制，从而剖析法律运行具有的独特的机会成本，才能有助于我们改变以往关于法律与市场关系的成见，更好地作出政策分析，更好地理解和改革现有体制。【注释】 [1]《商君书·更法》，见张觉：《商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4页。最终，所有制度都有待完善，而所有改革都会产生进步，成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改革者的意识形态。关于韦伯条件及其之于科斯定理的理论意义，参见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即将发表于《清华学报》2012年第3期。[38]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到，波斯纳仅仅将法律的功能视为最小化因交易成本过高而引发的不当[权利]分派，是片面的。[28] 这样，从零界权成本假设出发，借助霍布斯条件剔除争夺成本的系统影响，我们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推进到了法律与市场并存的洛克世界。

只有少数学者意识到，科斯和庇古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很显然，法律界权对于社会福利的独立意义在科斯定理及其推论中找不到位置，因此只能被归入无法解释的随机影响，进而将之剔除出了理论框架。

真实世界的情形是，法律和市场成为主权国家中两类常规的资源处置机制，而在国际关系中，自然状态仍然偶然出现。进而，如果进一步忽略随机影响（σ），函数（F-2）即可变形为： 这就是科斯定理的函数表达式：法律界权之后，处置效率仅仅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α1 C1 ）。

这一最优位置也是资源处置的限度：除非新的经济因素加入进来，特定局限条件的资源处置始终将停留于此。μ则是交易成本之外界权成本受到的其他影响。

[14]不同视角看到的景观不同，因此在这些不同视角和不同景观之间，就构成了替代性的竞争关系。权利创制意义上的法律因此始终在逻辑上先在于市场。也正是依照这一表达式，法律经济学家推论说，最大化社会福利就是要最小化交易成本效应（Min[α1C1]）。依照这一视角，权利界定或制度改革过程的决策主体，无论是国家干部还是专家学者，虽然承担的职责是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与市场上的商人一样，也会追求个人私利。

通过加入霍布斯条件，剔除自然状态，我们就可以将问题集中于法律和市场这两类常规资源处置机制。[2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同样，市场一经接替法治，法律界权本身的代价也就无需考虑。但这不是因为这些影响因素真的不可捉摸或者确实无所作为，而是因为理论本身囿于视野局限无法看到这些影响。

[10]这就是笔者所谓之韦伯条件：法律作为第三方权威对争议权利作出了初始的法律界定。[8]See，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C o 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supra note [4]，p. 10. [10]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8（Oct.，1960），p.8. [11]关于自由市场的法治前提，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中早已提出。

See，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6，§39，§131. [27]关于科学理论的简约之美，参见法米罗：《天地有大美—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涂泓、吴俊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需要提醒的是，福利函数（F-1）及其下述派生函数只是为了说明上述问题而构造的例证，而非社会福利的一般表达。这个美丽新世界不是球体（global），也不是平面（flat）[25]，而是一个循环（circular）。后一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进入市场机制的代价，是失去法定权利。

[26] 对于洛克世界而言，加入霍布斯条件之后的自然状态，一如科斯世界中加人韦伯条件的法治状态：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而界权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最小化不当权利分派的标准，也就当然不再是最小化交易成本效应，而是最小化界权成本效应。

[8]对科斯来说，法律就是这个三方世界中作为秩序基础的第三方—公共权威：市场的运转取决于国家的法律体制[9]，因为不建立初始的权利界定，就不可能有交换和重组这些权利的市场交易。[22]参见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至于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取决于交易成本对界权成本的影响权重（γ1）是正向还是负向，但错估却是一定的了。这就是加入霍布斯条件的理论意义。